中国共产党确立全国性统治地位的过程历经艰辛且历时长久，参与政府构建的人员背景多样，遍布全国各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以南方人居多，而中层管理者则多为北方人，这是革命历程自然演进的结果。”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由于地域和历史因素的交织，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派系分化现象。

在一次与彭雪枫的交谈中，毛主席提及了关于“山头主义”的话题。彭雪枫指出，在我军初创时期，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等，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成立了115师、120师、129师以及新四军。这些历史背景导致了我党和军队内部存在所谓的“山头”现象。然而，他强调，这并不等同于存在“山头主义”。因为我党和军队是一个整体，都紧密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同时，各地区领导人均具备高度的党性，坚定地维护中央的领导。因此，尽管我党和军队内部存在不同的“山头”，但并没有形成“山头主义”。

建国初期，我国采纳了大区级管理制度，确立了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及西南等几个大区局。这些大区局负责全面指导各自管理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事务。鉴于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刚获解放，各大区除了东北局外，还需致力于剿匪、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多项工作，因而对资源的调配需求巨大。相比之下，东北局则需额外负责协调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因此，在大区制初行之际，该制度便于高效地调动所需资源。

随着国内形势的平稳，大区管理模式引发了一系列挑战。首先，大区范围广袤，给中央集权管理带来不便。其次，大区领导人在地方上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长期而言可能阻碍国家整体进步。再者，当时国家正处于大规模建设阶段，需要各大区协同合作才能推进。最后，由于各大区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各区域领导人的观点难以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东汉时期的州牧制度，还是唐朝末年的节度使制度，均揭示了地方势力军政合一的模式对中央集权的不利影响。后来，有领导人物提及了类似“高岗认为东北归他管辖，中南归林管理，华东则属于饶”的观点，这从侧面反映了大区管理架构可能导致地域性“割据”现象的出现。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当地方拥有过大的军政权力时，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因此，如何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防止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一直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课题。上述提及的领导人物的观点，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更加谨慎，以避免出现地区间的分裂和割据。

新中国初创时期面临独特境遇，随着国家逐步进步，大区层级的管理架构已难以适应当时的发展要求。鉴于此，毛泽东主席与中共中央着手推行了“五大干部进京”举措，这一行动紧随中央对军事权力的统一之后，旨在进一步整合与集中政治权力。

所谓“五将入京”指的是，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及西北地区五位关键领导人进行的一次人事调动。这五位分别是：东北局领导高岗、西南局领导邓小平、华东局领导饶漱石、中南局实际负责人邓子恢（因中南局首要领导林总已在北京，故由邓子恢主持工作）以及西北局代理领导习仲勋（因西北局首要领导彭老总当时身在朝鲜战场）。此次调动，实际上是将这些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至中央任职。因此，“五将入京”意味着各大行政区的主要管理者被集中到中央层面工作。

进入中央后，各大区域领导人进行了新的职责分配：高岗被委任为国家计委主任，他负责领导被称为“经济内阁”的核心经济决策机构。邓小平则转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在总理外出期间，代为履行总理的职责。习仲勋的职务调整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书记及副主任。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负责全国的农村工作，组织和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推动农业集体化进程。饶漱石则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负责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的相关工作。在这些领导人中，高岗的职责最为关键，因此也有“领航者”的说法。

当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中央政府后，中央对各地区的管理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变动不仅增强了中央的领导力，也相应减弱了原先各大区负责人的影响力。在“五马进京”事件之后，各大行政区也陆续进行了人事调整，例如西南局由宋任穷接替了邓小平的职位，中南局则由叶帅等人接管。这些新任命的各大区实际负责人，相较于他们的前任，在威望和资历方面稍显不足。

1954年4月，遵循毛主席的规划，五位重要人物进京参与工作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作出了撤销大区级行政机构的决策。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有效防止了历史上如明朝淮西党与浙东党那样的党派纷争重现，他以稳健的方式处理了各地的地域性集团问题。此举适应了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求，同时也强化了中央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